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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财资本一曲高歌｜阻拦的军警也加入合唱！有国人处有此歌

衡山路811号，始建于1921年的“百代小楼”掩映在徐家汇公园的桐荫里。这栋三层法式建筑，曾拥有国内第一座现代录音棚。1935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在此灌制黑胶唱片。这两年，《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正式开放，是继“国歌唱响地”黄浦剧场和杨浦区国歌展示馆后，上海又一处与国歌诞生有关的重要纪念场所。

步入“百代小楼”，一楼转角处，有幅地图不在视觉C位，却没有人会错过打卡。那是张高度浓缩的上海地图，咖啡色与白色相间，勾勒城市的阡陌纵横，20处红色图标散落其上，还原国歌在上海诞生、首唱、传唱的全部脉络，展现近百年前的时代风云。

这幅地图开宗明义，取名“国歌地图”。20处点位贯穿《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创作、灌制、首唱、传唱的事件发生地，包含了《风云儿女》的开拍地斜土路2570号电通公司摄影棚旧址、杨浦国歌展示馆、徐汇百代小楼、黄浦剧场，还有第一家公开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电台、凤阳路250号的李树德堂广播电台旧址，歌曲的首次千人合唱之地、方斜路505号原南市公共体育场；也能循着一众创作者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旧址触摸历史的痕迹，从田汉与欧阳予倩、徐悲鸿创立南国艺术学院的永嘉路寓所，到戏剧家写就《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山海关路，从聂耳来沪后最早的居所公平路、明月歌舞社旧址常德路，到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音乐家为“进行曲”谱写初稿的旧居，及至夏衍旧居、任光居所遗址，不一而足；甚至，这幅地图还拉开时间的纵深，贺绿汀塑像、马叙伦旧居等悉数在列，前者于1935年邀请俄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后者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议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为什么又是上海？在见证了词曲创作、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之后，为什么又是上海为这首革命歌曲插上翅膀，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响彻寰宇？“国歌从上海唱响，不仅代代相传，还传遍世界，这背后，上海工业的繁荣、海派文化的发展、全民抗战的典范，都有迹可循。”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文化学者韩斌如是说。

工业土壤

“这台箱式唱机已是百岁高龄，如今依然可以正常播放。”在“百代小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策展人黄若谷为记者现场演示，打开音箱、搭上唱针，半个多世纪前灌录发行的唱片《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歌声雄壮依旧。

1915年初，法商百代公司在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今肇嘉浜路874号、徐家汇公园所在地）购地建厂。1917年正式投产，是为中国首家唱片制造厂。唱片作为舶来品，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和风靡，最开始是以戏曲这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为突破口。百代初创之时，邀请了以谭鑫培为首的京剧大师灌音，不仅使戏曲唱片风靡一时，也让百代唱片一跃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之一。此后，位于上海的东方百代集生产、发行、销售于一体，迅速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百代唱片不仅畅销内地各大城市，还远销香港以及南洋、北美等地的华侨聚居区。

“中国唱片业之所以在上海出现并繁荣，与上海的工业生产配套能力有密切关系。”韩斌表示，唱片生产依赖一套完备的唱片工业体系，“需要用到先进的制造业设备与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产业工艺，包括机床、电镀、化学工艺等，上海作为中国工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了这一产业的承载能力”。今天的“百代小楼”有一组沙盘，演示了肇嘉浜路、宛平路、衡山路合围地带的百年变迁。韩斌指着上世纪30年代的沙盘：“唱片需要用到唱针，衡山路北面就是金焰投资的上海针厂；当时的徐家汇一带水系丰富，能满足唱片生产需要的排水、材料运输等需求。”

拥有先进工艺作支撑智财资本，“百代小楼”不仅是一时一地一家唱片公司的中枢神经，这座小楼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流行音乐发展的记录者。1928年，留法归来的任光进入百代唱片，直到1937年，他一直担任音乐部主任一职。在将近十年的光阴里，任光利用外商公司高级职员的身份便利，主持灌录了一批进步歌曲，《渔光曲》《抗敌歌》《大地进行曲》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任光就加入了革命音乐组织，举荐了聂耳、冼星海、安娥等一批左翼音乐家到百代任职，使百代唱片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救亡歌曲创作的“大本营”。

一份存放于中唱上海公司的原始记录可以证明，衡山路811号百代公司旧址，是有记载的《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器乐演奏地和演唱灌录地，也是首版唱片的制作发行地。由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捐赠的《义勇军进行曲》母盘封套上，也清晰标注了1935年5月3日的录制日期、当年7月22日的发行日期以及A2395的编号。黄若谷说，当时的录音技术尚无法满足音乐与人声分别录制的水平，人的演唱与乐器伴奏必须同时进行。这意味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灌制需要先于演唱场景完成，才能在电影拍摄时，播放有人声合唱的音乐作为背景。

《电通》画报上刊登的《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场景

1935年5月3日，电通公司将一支临时组织的合唱队带来百代，成员包括剧务主任司徒慧敏，《风云儿女》的两位男主演袁牧之、顾梦鹤，青年歌唱家盛家伦，《大路》主演郑君里，正在排演话剧《娜拉》的演员金山以及新演员兼场记施超。7个人里，只有一位有专业背景，另有3人生于广东，说话带点“粤普”。就是这支“业余小分队”在任光和音乐家吕骥的指挥下，在百代唱片的录音棚里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首版唱片。首版录音唱片的金属模版版号为A2395，发行唱片编号为34848B。发行版唱片的A面，则是《风云儿女》主演王人美为电影演唱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文化自觉

1938年5月，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里写道：“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

同年9月，田汉撰文：“雄壮的救亡歌声响彻穷乡僻壤，才会说话的四川小孩也常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拿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从1935年电影院里唱响，到3年后遍及全国、无论老幼妇孺，90年前的《义勇军进行曲》如何做到？

韩斌认为，彼时上海完善的广播体系，为歌曲的传唱提供了最初的传播平台之一，助其真正成为唤醒广大民众的号角。1935年6月，凤阳路上的民营广播电台“李树德堂”首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规模化的传播带来了歌曲传唱度的快速积累。一年后的1936年6月7日，南市公共体育场举办的民众歌咏会上，爱国人士刘良模向在场5000余名观众现场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口口相传，则是另一种重要途径。近代以来，上海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综合优势，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锋融合的前沿地带以及革命文化人士的重要聚集地。1927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大量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陆续汇聚上海。比如，茅盾、郭沫若、潘汉年、钱杏邨、孟超、阳翰笙、李一氓等从革命前线周转来到上海，鲁迅、冯雪峰、柔石等从其他城市辗转而来，夏衍、朱镜我、冯乃超等从日本留学归来。伴随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不少人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奔向延安，其他许多人则坚持在国统区或沦陷区进行不懈斗争。

“这其中，音乐成为革命的一粒种子。”黄若谷说，田汉是湖南人，聂耳是云南人，《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老家为江苏、主演袁牧之从浙江来……如果说，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形成了文化共同体，那么当抗日救亡成为时代强音，这种超越地域的凝聚力，正是《义勇军进行曲》能成为全国性战歌的文化基础，也是这批仁人志士的文化自觉。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建了救亡演剧队，“冼星海、贺绿汀等人跟着队伍一路宣传，一路播撒下无数革命的种子”。

全民抗战

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作为“国片之宫”的岁月里，有个灰暗的日子。1935年7月，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在上海引起一片痛挽。8月16日上午，聂耳追悼会在金城大戏院隆重举行。人们手持花圈、胸佩白花，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悼念的人流中除了电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聂耳生前好友，最多的是工人，码头工、筑路工、打桩工、纺织女工、报童……影厅内17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戏院不得不写出“座满请回”的告示牌。即便如此，不少人依然肃立在戏院之外。

在国歌展示馆和左联会址纪念馆，展品中出现了同一张历史照片。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照片中，刘良模站在一张高高的椅子上，忘我指挥着。为阻挠这场大会，国民党当局临时在场内组织了一场足球赛。趁着比赛间隙，近千人的歌咏队伍与四五千名群众一拥而上。原本军警还想阻拦，但当唱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军警们忍不住和周遭唱成一片，融入抵抗外侮、同仇敌忾的共鸣之声。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被当时的媒体记录下来，《申报》报道称：“每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场屏息，声振屋瓦。”

普通民众的自发祭奠、传奇般的大型演唱活动，成了抗战时期“音乐救国”的深情写照，也是上海“全民抗战”的一道缩影。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苏智良如此定义“全民抗战”：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动员起来，加入抗战队伍。上海的抗战救亡活动并没有局限在精英的小圈子里，而是扩展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的放映广告，称影片为“初夏中国影坛上一阙胜利的凯歌”

比如《风云儿女》放映时，主题曲很快打动了观众，出现了哪里有电影放映，哪里就有观众合唱的动人场面。不久后，上海街头开始流行《义勇军进行曲》。比如京剧名角周信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决心排演能唤起民心的新编剧目《明末遗恨》。1932年，周信芳率移风剧社赴青岛、济南、天津、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地巡演《明末遗恨》，剧场里常出现台上国破家亡、台下哭成一片的场景，民众的抗日情绪受到极大的鼓舞。1935年，周信芳重回上海演出。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周信芳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主任。他租用卡尔登剧场（现为长江剧场），演出《香妃恨》《亡蜀鉴》《满清三百年》《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剧，积极宣传爱国思想。日伪当局勒令其停演，周信芳不顾敌人的恐吓，仍积极准备编演新戏《文天祥》《史可法》，并在舞台两侧挂出新戏的大幅预告，虽最终未能演出，却一直挂到剧社被迫解散。

在百代小楼展厅，一份百代唱片原版版税记录的复制件，记录下了《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发行后的部分销售情况。1935年6月至1939年6月，《义勇军进行曲》首个4年周期的唱片总销量达22572张，其中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的销量出现井喷，达10362张。这也与中华民族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呼应。

觉醒的中国人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成为抗战中震撼山河、催人奋进的嘹亮号角，更是跨越国界、响彻寰宇，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曲来自东方雄浑嘹亮的最强音。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又接着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在列。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青少年戴上AR设备，在国歌展示馆参观